《 從政策陷阱走向結構轉型：台灣病的系統根源與漸進式改革路徑 》

摘要

近期《經濟學人》將台灣經濟困境概括為「台灣病」，凸顯出長期被低估的新台幣、高房價、低薪資等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現象。

然而，這些現象並非孤立的結構失衡，而是由貨幣政策、財政補貼、稅制缺陷和產業政策四個維度長期互動所產生的複雜共生結構。

本文採用系統思考框架，揭示台灣經濟困境的深層邏輯，並提出一套漸進式、風險可控的改革方案。

一、問題的系統性本質

（一）表象與本質的裂隙

台灣經濟呈現一系列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現象：

• 經濟持續成長，但勞動所得相對縮小；
• 出口驚人強勁，但國民生活負擔加重；
• 央行外匯存底創新高，但金融系統潛伏危機。

這些矛盾的產生，並非源於單一政策錯誤，而是源於四十年來政策累積形成的結構性陷阱。

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新台幣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被低估了55%，在全球敬陪末座。

這種極端低估無法用傳統的商品貿易理論解釋。

央行以「iPhone指數」反駁則指出，現代匯率已不由商品購買力決定，而是由資本流動主導——2024年台灣資本流動總額是商品貿易的19.3倍。

這揭示了一個關鍵事實：

台灣的匯率政策已經成為管理龐大資本流動的工具，而非單純的貿易平衡機制。

（二）核心的「政策陷阱」

台灣的結構性困境可以概括為一個「多層次政策陷阱」：

1.第一層：匯率政策陷阱

過去五十年的巨額外匯順差（2025年迄今已達GDP的16%），使央行必須在外匯市場持續購入美元以維持匯率穩定。

這個操作向金融體系釋放了巨額新台幣流動性，推低了利率。

然而，一旦放手讓台幣升值，根據美國經濟學家Brad Setser與Josh Younger的估計，壽險業高達2,000億美元的未避險部位將瞬間蒸發，觸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央行因此成為被「金融系統穩定」綁架的決策者。

2.第二層：財政補貼陷阱

央行放出的巨量資金本應推升物價，但政府透過巨額的水、電、燃料補貼，將這些補貼成本長期人為壓低，有效地掩蓋了弱勢匯率應有的通膨效應。

這一機制平息了民怨，但也創造了一個虛幻的低物價假象，遮蔽了真實的成本轉嫁。

3.第三層：稅制失靈陷阱

台灣的國民租稅負擔率（114年約14.7%）遠低於多數已開發國家，且房地產持有成本近乎為零，證券交易所得免稅。

央行釋放的廉價資金因此湧向持有成本最低的資產——房地產與股票市場。

失能的稅制非但未能發揮再分配功能，反而成為了「鼓勵堆積資產」的加速器。

4.第四層：產業保護陷阱

為保護傳統製造業免於在強勢匯率下的競爭衝擊，弱勢匯率政策延續至今。

然而，台灣半導體產業（如TSMC）的毛利率已超過50%，已不需要匯率保護。

現有政策本質上是用全民的購買力代價，去補貼本應已無需保護的傳統產業。

（三）文化與制度的共謀

台灣還面臨兩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障礙：「出口必要論」與「小島宿命論」。

這些看似合理的論述，實則為政策歪斜提供了政治正確的護身符。

「小島無資源，必須專業化」的宿命論，將「必須專業化」（經濟必然性）與「現在的政策組合」（可選擇的政治工具）混為一談，合理化了種種不必要的犧牲。

華人「有土斯有財」的文化信仰則創造了近乎非理性的購房需求。

台北16倍的房價所得比（PIR），是國際「極度嚴重負擔不起」標準（5.1倍）的三倍。

民眾被迫在「極高的總價」與「受限的DTI限制」之間徘徊，而「新青安」等政策透過40年超長貸款、5年寬限期的「財務工程」，精準地幫助市場繞過理性限制，讓風險持續堆高。

二、系統崩潰的風險源

（一）金融系統風險

最迫切的風險來自壽險業的「貨幣錯位」（Currency Mismatch）。

壽險公司以新台幣計價的負債（保戶儲蓄），依賴美元計價的資產支撐。

一旦匯率劇烈波動，資產負債表將遭重創。

這不是假設風險，而是由政策結構客觀決定的必然結果。

（二）房市泡沫風險

高達16倍的房價所得比，配合央行低利率與政策貸款優惠，已形成一個脆弱的泡沫。

一旦升息或收緊政策，採用新青安貸款、DTI逼近極限的家庭將面臨集體違約風險。

（三）政治經濟風險

現有結構已創造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既得利益者聯盟。

任何改革都將面對最有資金實力的政治反撲。

同時，長期的補貼政策已使民眾習慣於廉價公共服務，取消補貼將立即觸發選民不滿。

三、漸進式改革的政策方案

鑑於系統的複雜性與高度互鎖，激進式改革將引發「政策連環爆炸」。

本文提出一套以「風險可控」與「預期管理」為核心的漸進式改革方案。

（一）第一階段：建立政策協調框架（1-2年）

1. 央行與政府的匯率預期管理

央行應發布一份「新台幣中期升值路徑」，明確宣示一個可預期、分階段的升值計畫（例如:每年升值3-5%，分五年完成20-25%升值）。

這個宣示的目的不是立即升值，而是給市場、企業和金融機構充足的調整時間。

預期管理的關鍵在於透明性。

當升值成為「已知的未來」而非「突如其來的衝擊」時，市場參與者、壽險業和相關企業都能主動進行避險（例如:企業簽訂遠期外匯合約，壽險業調整資產配置）。

2. 壽險業監管框架的超前部署

金管會應立即啟動對壽險業未避險部位的全面壓力測試，並要求壽險業逐步提高避險比率。

建立一個「避險路線圖」，要求壽險業在三至五年內，將未避險的美元資產部位降低到可控範圍（例如降至GDP的5%以下）。

同時，中央銀行應考慮設置「升值緩衝基金」，在升值過程中提供有限的流動性支持，使升值過程平滑化，避免市場過度反應。

（二）第二階段：稅制改革與再分配機制（2-3年）

1. 實施漸進式房地產稅制改革

完全廢除囤房稅本身會面臨巨大政治阻力。

更可行的方案是實施「累進式持有稅」——按房產持有數量累進提稅，例如：

• 第一套房：免稅（保護自住者）。
• 第二套房：0.6%（現行水準）。
• 第三套房及以上：1.2%或以上。

這樣的安排既保護了自住者，又對投資型房東產生漸進式的成本壓力，而非一步到位的激進變革。

2. 引入資本利得稅

台灣是全球少數不徵資本利得稅的先進國家。

改革方案應採用「分級緩衝期」：

• 第一年：對持有超過10年的資產免稅（鼓勵長期投資，保護既有持有者）。
• 第二年：7-10年持有免稅。
• 第三年：5-7年持有免稅。
• 後續逐年調整至統一稅率。

這樣的漸進式改革給予既有投資者充足的調整期，同時逐步建立稅制基礎。

3. 公共財政透明化

同時推動「政府財政透明度提升」，詳細揭露各類補貼的真實成本（水、電、油價、農業補貼等），讓國民理解補貼的真實代價。

這為後續的補貼改革創造輿論基礎。

（三）第三階段：補貼與利率政策的結構調整（3-5年）

1. 能源補貼的有序調整

不是一步到位取消補貼，而是建立一個「補貼遞減計畫」：

• 高收入戶的水電補貼逐年遞減。
• 建立累進式的公用事業費率（類似台電的「夏季電價」概念，但針對收入）。
• 同步建立「低收入戶補貼基金」，確保基層民眾不會因為補貼調整而生活困難。

這樣既能逐步正確反映成本，又能保護最脆弱的群體。

2. 央行利率政策的漸進式調整

央行應在完成壽險業避險之後，啟動一個「漸進式升息週期」。

不是劇烈升息刺破房市，而是以緩慢、可預測的升息速度（例如每季升息0.25%）來逐步抑制房市，同時給家庭足夠的時間調整預算。

（四）第四階段：產業升級與勞工轉型支持（並行全程）

1. 建立「產業轉型基金」

政府應從央行盈餘中撥出一部分（央行每年上繳的盈餘佔政府收入的6%，遠高於他國的0.4%），建立「產業轉型基金」，專款用於：

• 傳統製造業的升級與轉型。
• 中年勞工的技能再培訓。
• 新興服務業（如高端服務、文創、軟體等）的創業補助。

2. 勞動市場政策

政府應投資於高等職業教育、在職進修和跨領域培訓，幫助勞工適應升值帶來的結構調整。

同時研擬「結構性失業保險」和「職業轉換補貼」，減少轉型期的社會衝擊。

四、改革的系統邏輯

這個四階段方案的核心邏輯是「預期管理優先於實際調整」。

通過清晰的政策框架和充足的時間緩衝，讓所有參與者（企業、家庭、金融機構）在「已知的未來」下進行主動調整，而非被迫應對突如其來的衝擊。

1. 匯率升值→
2. 購買力改善→
3. 通膨適度上升→
4. 房價增長趨勢反轉→
5. 稅制調整完成→
6. 收入分配改善→
7. 勞工薪資提升。

這個邏輯鏈條需要5-8年才能逐步實現。

五、改革的政治可行性

改革的可行性取決於「問題框架」的重新設定。

不應將其呈現為「犧牲」，而是「全民分享經濟果實」。

具體策略包括：

1. 建立跨黨派的「國家經濟願景委員會」，

凝聚政治共識，降低政黨競爭對改革的干擾。

2. 強化社會溝通，

透過詳細的數據和案例研究，說明現有結構的不可持續性，以及改革對中下層階級的長期益處。

3. 保護弱勢族群，

設立「改革過渡基金」，確保低收入戶、失業勞工等群體在轉型期的基本生活保障。

4. 與商界對話，

明確指出升值並非對所有產業的打擊——

高端製造業、服務業、科技業反而將受惠於更強勢的貨幣和購買力。

六、結論

• 台灣的「台灣病」並非單一病因，而是四十年累積的政策共業。
• 央行、政府、稅制、產業政策層層互鎖，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陷阱。
• 急進的改革會引發系統崩潰，但持續維持現狀，則會積累無法承受的風險。

唯一的出路是「帶著系統跳舞」——

通過預期管理、漸進式調整和充分的社會保護，

在保持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拆解過時的政策框架。

• 這不是一個五年計畫，而是一個十年的結構轉型過程。
• 台灣有充足的財政實力、技術實力和人力資本完成這個轉型。
• 關鍵不在能否做到，而在是否有勇氣直面問題、建立共識，以及是否有耐心在充分的不確定性中推行改革。
• 當下的選擇決定了未來十年台灣經濟的軌跡。

延遲改革將使風險指數級增長；

但智慧的、漸進的改革，則能將台灣——

從「累積風險的系統」轉變為「均衡發展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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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病的系統困境：「有解」與「無解」之間的真實  》

 

前言：必須坦白殘酷的真相

上文提出的四階段改革方案，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行的。

但如果問「台灣真的會執行這個方案嗎？」或「這個方案真的能解決問題嗎？」，答案遠比上文更複雜、也更黑暗。

系統思考看到問題的全貌，但也同時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

系統設計得越精妙，就越難被改變。

台灣的「台灣病」不是一個可以用技術手段解決的問題，

而是一個深深嵌入政治經濟結構裡的「陷阱」。

一、「為什麼無法解決」的系統根源

（一）利益結構的不對稱性

四十年的政策累積已經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聯盟。這個聯盟包括：

1.房地產業與建商：

持有大量房產的家庭、建商、房地產商人，以及銀行業（房貸是銀行最大的資產）。

房地產業與建商的財富直接受惠於高房價。

推行累進式房地產稅或資本利得稅，意味著直接觸及其淨資產。

2.出口導向企業：

供應鏈上的傳統製造業、代工廠、零組件廠商。

弱勢匯率是出口導向企業的生命線。

即使TSMC毛利率已超過50%，這些中下游企業的利潤仍微乎其微。

升值等於裁員與倒閉。

3.金融機構：

央行、商業銀行、壽險業，已經習慣了現有的利潤模式。

改革將迫使承認過去的風險管理失效，對機構聲譽和管理層職涯構成威脅。

4.政府機構：

央行上繳盈餘佔政府總收入的6%。政府已經依賴於這筆收入。

任何改革都會減少央行盈餘（升值→順差縮小→外匯存底增速放緩），直接衝擊政府預算。

這四個集團加起來，代表了台灣最有資金實力、政治獻金能力、媒體影響力的勢力。

他們不是壞人，而是在現有系統下理性地維護自己的利益。

（二）政治決策的短期邏輯

民主政治的周期是四年，而改革的周期是十年。

這本身就是一個根本的時間錯配。

任何執政者推行上面提議的改革，在第一個四年內必然面臨：

• 房市下行，導致資產縮水，選民不滿；
• 企業裁員，失業率上升；
• 取消補貼，民眾感受到通膨；
• 稅收增加，尤其是資產族群的稅負上升，政治獻金減少。

這個「改革第一期」的痛苦是立竿見影的。

而改革帶來的好處——薪資上升、購買力改善、房價合理化——

至少要等到第二或第三任期（8-12年後）才能顯現。

** 沒有執政者會自殺式地推行這個改革。**

他們會在第一任期面對選民的怒火，第二任期被換掉。

後任執政者會發現，改革已經造成了經濟衝擊，他們會選擇「回溯」或「凍結」改革，重新啟動保護性政策。

（三）「系統內部」無法產生改革動力

改革需要一個外部衝擊或內部危機來打破現有均衡。

但台灣的系統設計得非常精妙，以至於能不斷延遲危機的爆發。

央行可以透過

• 官方外匯存底的累積、
• 壽險業資產配置的精密調整、
• 政府補貼的持續注入，

來維持一個「表面穩定」的狀態。

系統每次逼近臨界點時，都能透過這些工具進行微調，避免真正的崩潰。

這就像一個不斷增加杠桿、但暫時還沒有爆炸的金字塔。

每次快要倒下時，都有人（央行、政府、銀行）衝上去加一根柱子。

系統不會主動改革，除非有外力推動——

而這個外力可能是一場金融危機或地緣政治衝擊。

二、「有解」的條件：什麼時候才可能改變

系統改革真正啟動的條件，通常不是「認識到問題」，而是「被迫面對危機」。

歷史上所有重大的經濟改革

——從美國的大蕭條、日本的失落十年、到亞洲金融危機後的結構調整——

都是在危機無法迴避的情況下才被推動的。

台灣有三個可能觸發改革的外部衝擊：

1.場景一：美國政策衝擊

• 美國若真正將台灣視為匯率操縱國，採取單邊制裁（如：徵稅或出口管制），將迫使台灣進行匯率調整。
• 這不是央行的「選擇」，而是被迫的「調整」。
• 此時政府可以向國民解釋「這是美國逼的」，降低國內阻力。

風險：

• 這個衝擊會很粗暴、很痛苦，不會按照提議的「漸進式路徑」進行。
• 壽險業曝險會急劇引爆，房市會劇烈下行，企業會大規模裁員。
• 改革會在混亂中進行，而非有序地進行。

2.場景二：地緣政治危機

• 台海緊張升溫、對美出口受限、供應鏈被迫多元化，都會導致外匯順差急劇下降。
• 此時央行無法再持續累積外匯存底，現有的政策工具失效。
• 系統在被迫的調整中進行重組。

風險：

• 這個衝擊帶來的不只是經濟調整，更可能是國家安全危機。
• 改革會在戰爭或準戰爭的陰影下進行，社會成本無可估量。

3.場景三：金融系統崩潰

• 壽險業的貨幣錯位在匯率劇烈波動時引爆，或房市泡沫在某個時刻突然破裂，導致銀行系統面臨危機。
• 央行被迫進行緊急干預，政府啟動金融救援機制。
• 此時系統被動地進行結構重組。

風險：

• 這會是一場「非常的時期」。
• 政府會採取強硬措施（資本控制、銀行重組、資產凍結），而非溫和的改革。
• 普通民眾會遭受最大的代價。

4.場景四：內部政治變革

最樂觀的場景：

• 一位真正決心推行改革的政治領導人出現，他要麼有強大的個人權力基礎（如新領導人或總統），要麼通過某次選舉獲得了清晰的改革授權（如：經濟改革黨派以壓倒性優勢當選）。
• 此時改革可能在有序的框架內進行。

風險：

• 這種領導人在台灣的民主體系中極其罕見。
• 台灣的民主制度設計本身就傾向於「多元利益的妥協」，而非「單一願景的推行」。

三、「漸進式改革」為什麼會在現實中失效

之前提議的四階段改革方案，在理論上是優雅的。

但有一個致命的假設：所有參與者都是理性的、都會預期性地調整。

現實遠非如此。

（一）預期管理的失效

央行宣布「新台幣五年內升值20%」這樣的政策路徑後，會發生什麼？

短期內，

• 市場會立即反應——台幣會提前升值。
• 企業會立即調整策略，可能加快裁員、遷移產能到海外。
• 房市不會「慢慢調整」，而是會立即出現「預期性暴跌」。
• 一旦房市開始下行，那些銀行貸款利用率已經很高的家庭會面臨困境。
• 政治壓力會立即出現。執政者會在第一年就收到「收回改革宣言」的強烈訊號。

央行會發現，預期本身就成為了改革的敵人。

（二）利益集團的「反向動員」

一旦改革的輪廓浮現，既得利益者不會坐以待斃：

• 透過政治獻金施壓立法機構，推動「延遲改革」的法案。
• 透過媒體製造「改革會造成經濟衰退」的恐慌敘事。
• 透過企業遊說，強調「升值會摧毀台灣競爭力」。
• 透過工會與勞工，強調「改革會導致大量失業」。
• 透過民調和民意代表，向執政者施加「改革沒有民意基礎」的壓力。

這些反撲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完全理性的利益維護。

在民主政治中，有組織的既得利益者，往往能夠戰勝無組織的公共利益。

（三）「部分改革」的陷阱

執政者最可能的選擇是部分改革——

例如：推行資本利得稅，但不推行房產累進稅，升息但不升值，或提高某些補貼，但是不全面調整。

這樣的部分改革看起來在「做事」，但無法打破原有的系統邏輯。

可能甚至會強化某些不平衡。例如：

• 只升息不升值 → 更多資金湧向房市（因為房市成為唯一的避險資產）。
• 只推資本利得稅，不推房產稅 → 資金從股市流向房市。
• 只提高某些補貼不調整整體補貼結構 → 通膨選擇性上升，某些族群遭受打擊。

部分改革會製造新的扭曲，而不是解決原有的扭曲。

四、台灣真正面臨的選擇

系統思考教會我們，不是「如何優雅地解決問題」，而是「承認問題可能無解」。

台灣實際上面臨三種可能：

1.選擇一：延遲與積累（最可能發生）

• 執政者選擇不進行根本改革，而是透過微調和補貼，讓系統暫時維持。
• 外匯存底繼續累積，房價繼續上升，薪資相對停滯，金融風險繼續堆積。
• 這條路會延續10-15年，直到某個「黑天鵝事件」突然引爆——可能是地緣政治危機、可能是美國政策衝擊、可能是金融崩潰。

代價：

• 風險累積期間越長，最終的爆發就越劇烈。
• 當危機最終來臨時，調整將是非常粗暴的，而不是溫和的。

2.選擇二：漸進式改革（理論上最優，現實中很難發生）

• 如果真的有執政者決心推行系統性改革，付出政治代價來進行結構調整，那麼台灣在10年後確實可能實現：合理的房價、更好的薪資、更均衡的收入分配、更穩定的金融系統。
• 但這需要一個罕見的政治條件：一位既有改革決心、又有足夠政治權力、又有足夠執政時間的領導人；
• 以及一個支持改革的選民多數。

機率：

• 在台灣現有的政治生態中，這不到10%。

3.選擇三：危機驅動的急進改革（最可能的「改革啟動」方式）

• 如果選擇一延遲到一定程度，某個外部危機將被迫觸發改革。
• 但這個改革不會是有序的、有預期的，而是混亂的、被迫的。
• 金融系統會受到更大衝擊，失業會更高，社會會經歷更大的痛苦。
• 但改革會被迫進行。

代價：

• 短期內會更加痛苦，但長期結構會更根本地調整。

五、現實的複雜性和政治經濟學的殘酷性

在上文中，提出了一套理論上完美的改革方案。

那是一個技術上正確的答案。

真正的系統思考，不是設計一個完美的方案然後希望被採納。

而是認識現實的複雜性和政治經濟學的殘酷性，然後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

台灣的問題真的「有解」——在技術層面、經濟學層面、甚至政策設計層面都有解。

但在政治現實層面，解決問題需要一個非常高的成本：

• 政治決策者必須願意承受短期的痛苦和政治代價，
• 而大多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決策者都不願意這麼做。

所以台灣會很可能選擇延遲，直到危機來臨。

而危機來臨時，改革將以更加粗暴、更加不可控的方式進行。

六、倒底應該怎麼辦？

公共政策顧問的建議：

第一，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準備應對地緣政治危機、金融危機、或美國政策衝擊。

建立應急機制、穩定基金、社會保障網。

第二，建立輿論基礎。

透過教育、媒體、學術研究，讓更多人理解「現有系統的不可持續性」。

當危機來臨時，至少社會中會有一部分人理解「這不是誰的錯，而是系統必然的調整」。

第三，在微觀層面進行改革。

如果宏觀改革無法進行，就在稅制、補貼、利率等微觀層面進行小幅調整。

累積這些小調整，為大改革創造條件。

第四，對弱勢族群進行前瞻性保護。

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職業培訓機制、基本收入支持，這樣當改革（或危機）來臨時，最底層的民眾不會遭受最大的傷害。

結論：誠實的面對現實，承認「無解」的勇氣

真正的系統思考，最後會導向一個謙卑的結論：

• 一些複雜的系統問題可能不是「可以被優雅地解決」的問題，
• 而是「可以被更好地管理」的問題。

台灣的「台灣病」不會被一份完美的政策方案所「治癒」。

會因為政治、經濟和時間的重重約束，而不得不以一種更加混亂、更加代價高昂的方式進行調整。

能做的，不是阻止這個調整，而是：

1.     盡量延遲危機到達的時刻。

2.     在危機來臨前做好準備。

3.     在危機發生時盡量減少最底層民眾的傷害。

4.     危機過後，至少能建立一個更均衡、更健康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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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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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1.The economist(2025)Taiwan’s amazing economic achievements are yielding alarming strains-It has the world’s most undervalued currency and one of its biggest trade surpluses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5/11/13/taiwans-amazing-economic-achievements-are-yielding-alarming-strains

2.中央銀行(2025)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CPKKK4vCp/

3.朱漢崙(2025)《經濟學人》提的「台灣病」是什麼意思？商周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19980

4.程世嘉(2025)「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或「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Tzo3cKC3s/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CXQRPRf4U/

5. J. Doyne Farmer(2025) 經濟預測革命：從混沌理論到大數據的決策新科學，天下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1029216?srsltid=AfmBOopcGqS1FlcaP8KlrwrFmmqyjpWiQy2H64Exjk_uzqxg0QqdaQ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