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實驗室的情境脈絡下，建構公共創新改進框架  》

探討了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如何作為公共部門創新的催化劑，協助政府應對複雜的社會挑戰。

透過分析歐洲 21 個案例，識別出三種轉型框架：強調公務員內部思維轉變的過程學習、提供跨領域協作空間的受限空間，以及讓公民直接參與決策與提案的民主參與。

這些框架分別對應了漸進式、系統性與前瞻概念性的創新模式，旨在打破傳統科層體制的僵化。

研究強調，生活實驗室不僅是實驗場所，更是重新定義公共價值的場域，能有效對抗組織內部的規避風險文化。

最終，這些小規模的試點活動能為公共政策帶來典範轉移，推動更具包容性與互動性的治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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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鄉村	產業/所有權	公共服務/時間層面	縮寫
IDES 生活實驗室	西班牙	非政府組織	心理健康照護/ 此時此地	ILL-E
瓜達爾情報	西班牙	公共	公共寬頻/長期	GD-E
圖書館生活實驗室	西班牙	夥伴模式： 學術界與市政府	數位化/長期	LLL-E
經濟與財政部活實驗室	義大利	公立-中央層級	數位化/此時此地	LME-I
羅馬遺產實驗室	義大利	公共	文化遺產/長期	RHL-I
普華永道體驗中心	義大利	私人	公民福利/此時此地	EC-I
都靈市實驗室	義大利	公立 - 區域/州級	公民福利/此時此地	TCL-I
奧地利政府實驗室	奧地利	公立-聯邦層級	公共行政/長期	GL-A
阿恩斯伯格政府實驗室	德國	公立-區域/州級	公共行政/長期	GLA-G
烏爾姆修道院	德國	公立-地方政府層級	數位化/此時此地	VU-G
瓦隆區電子健康生活實驗室	比利時	公共部門—— 部分依賴歐盟資金	數位化/長期發展	WLL-B
INSP	丹麥	非政府組織	公民福利/長期	I-DK
公共情報	丹麥	私人	醫療保健/長期照護	PI-DK
奧爾堡市政區	丹麥	公共-地方政府層級	長者照護/此時此地	AM-DK
刺激實驗室	挪威	公共	公民福利/此時此地	SL-N
挪威勞工與福利管理	挪威	公共	公共行政/長期	NLW-N
L.I.V.E。	法國	公共	公共行政/長期	LIV-F
SIILAB	法國	公共	數位化/此時此地	SII-F
自主實驗室	法國	公共	長者與身心障礙照護/ 當下	AU-F
伊拉斯美	法國	公共	數位化/長期	ERA-F
克拉科夫生活實驗室	波蘭	公私合力	公民福利/此時此地	KLL-P

案件	訪談	觀察
IDES 生活實驗室	1 次與經理的團體面試	一天的實地考察
瓜達爾情報	1 次與經理的團體面試， 以及與前端員工的聊天/簡短交流	一天的實地考察
圖書館生活實驗室	1 次與經理的深入訪談	一天的實地考察
經濟與財政部的活實驗室	1 次與公開高階經理的深入訪談 1 次與利害關係人的深入訪談	實地訪談 觀察
羅馬遺產實驗室	1 次與公共經理的深入訪談	實地訪談
普華永道體驗中心	1 次與高階經理的面試 1 次與高階經理的面試 1 次與利害關係人的面談	實地訪談 觀察
都靈市實驗室	與高階管理人員、政策制定者及 前線員工的半結構式訪談 （共11次）	線上工作坊 實地參訪
奧地利政府實驗室	3 次與高階主管的深入訪談 1 次與外部使用者的深入訪談	沒有
阿恩斯伯格政府實驗室	3次與高階主管的深入訪談 7次與董事會成員的深入訪談	沒有
烏爾姆修道院	4 次與公共管理者的深入訪談 4 次與志工的深入訪談	沒有
瓦隆區電子健康生活實驗室	1 次與主任的深入訪談 2 次與 CETIC 研究中心經理的深入訪談 2 次與瓦隆地區行政管理人員的深入訪談 1 次與 WeLL 支持專案專案負責人的深入訪談 1 項針對業務創建與發展顧問公司重要利害關係人的深入訪談	實地考察
INSP	2次與高階主管的深入訪談 3次與員工 的深入訪談 1次與外部合作者的 深入訪談	四天的參與觀察
公共情報	3次與經理的深入訪談 1次與策略夥伴的深入訪談	實地考察
奧爾堡市政區	3 次與公共經理的深入訪談 2 次與外部合作者的深入訪談	實地考察
刺激實驗室	3次與公共管理者的深入訪談 2次與政策制定者的深入訪談	實地考察與觀察
挪威勞工與福利管理	2 次與主管級高層策略經理的深入訪談 3 次與經理/設計師的深入訪談 1 次與當地主管的深入訪談 4 次與當地 NAV辦公室前線員工的訪談	沒有
L.I.V.E。	4 次與公共管理者的深入訪談 3 次與外部合作夥伴的深入訪談	三場工作坊觀察
自主實驗室	1 次與主管/公共經理 的深入訪談 5 次與員工 的深入訪談 1 次與前任主管的 深入訪談	1 與利害關係人工作坊的觀察
伊拉斯美	2 次與公共管理者的深入訪談	沒有
SIILAB	3次與公共管理者的深入訪談 1次與外部合作夥伴的深入訪談 5次工作坊期間與員工 （學生實習、公民服務）訪談	2 次觀察 （1 次與利害關係人工作坊，1 次與年輕員工站立）
克拉科夫生活實驗室	4次與政策制定者的深入訪談 5次與相關倡議負責人的深入訪談	實地考察

 

	過程式學習 （利害關係人參與度較低）	受限空間 （利害關係人參與度中等）	民主參與 （利害關係人參與度高）
問題框架	需要提升公務員的技能與心態，讓他們更開放並向其他利害關係人學習，並欣賞風險與失敗。	公共部門結構複雜，特徵為慣性，缺乏直接讓外部利害關係人參與創新過程的結構。	公民和社區對創新有正當想法，但卻未被充分考慮。
解決框架	創造活生生的實驗室利基市場，讓員工能發展更外向的思維，並在開放生態系中向他人學習。	創造活生生的實驗室利基空間，促進協作創新。	創造活實驗室的利基，使公民與社區能發展可被公共部門採用的社會創新。
動機框架	在公共部門內部創造更具回應性的創新方式。	直接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創新，以解決創新的系統性面向以及公共與社會的需求。	以民主價值與正義的承諾，創造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賦權	賦能這個利基市場，為員工提供創新工具與學習文化。	賦能利基市場，讓利害關係人為公共創新做出貢獻。	賦能利基市場，使公民能發展社會創新。
抵抗	利基框架透過加入使用者與利害關係人的新觀點，挑戰阻力並開啟專業身份與舒適圈。	利基框架透過利害關係人與政策制定者間的協調與溝通，面對阻力與不確定性。	生態位框架透過對抗偏見、不公與阻礙決策的衝突來對抗抗拒。
公共價值	賦權該利基市場，使其透過內部學習過程與圍繞共同主題的對話，挑戰公共價值的定義。 公共部門行動者是公共價值創造的主要推手。	生活實驗室能賦權這個利基市場，讓專案夥伴參與辯論、競爭並展示什麼能為公共領域帶來價值。 多個行動者共同參與公共價值創造。	賦權該利基市場，透過採用代議制與參與式民主方法，與社會行動者討論能為公共領域增值的解決方案。 社會行動者是公共價值創造的主要行動者。
創新類型	漸進式自適應創新	系統性創新	主動概念創新

	過程式學習	受限空間	民主化
創新與工作的關係	創新與工作整合	創新與工作分離於 受限空間	創新作為超越 公共部門的 社會活動
創新流程 類型	漸進式、 適應性創新	系統性、 擴展性或 轉型性創新	積極的概念創新
服務變更	改善服務	改善、 擴大或轉型服務	徹底原型化新服務
行動者對 行動者	強調透過聆聽使用者 共同主題，對公職員 工與管理者產生在地 學習效果	強調透過更廣泛的 參與者，包括利基 行動者和政權角色， 「讓世界成為他的」	強調社會行動者新興 創新，並可能被公共 部門採用
學習重點	一級與二級， 公部門內部	二階協作	二階、 社群導向
問題區域	主要是本地	全球	在地-全球
利害關係人 參與的強度	低	媒介	高
克服公共部門的複雜性	透過相互調整與調整 實踐，克服複雜性與 慣性	透過創造創新的實驗 空間，克服複雜性與 慣性	透過社會行動者與 企業家的社會創新， 克服複雜性與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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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實驗室如何幫助公務員建立容忍失敗的創新文化？

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主要透過以下機制，協助公務員克服傳統公部門規避風險的本能，進而建立容忍失敗的創新文化：

1. 重新定義「失敗」為「學習契機」

在「程序化學習（Processual Learning）」框架下，生活實驗室將創新視為一種整合於日常工作中的學習過程。

• 接受「轉向」（Pivot）：公務員需要空間來承認原型設計的錯誤。如果使用者洞察顯示方向錯誤，實驗室文化會強調這並非浪費，而是一種有價值的學習，允許專案及時「轉向」。
• 打破懲罰性思維：傳統官僚文化常將錯誤視為會帶來負面後果的「失敗」，而非進步的可能。生活實驗室則試圖建立一種「容許錯誤」的文化，將應對不確定性視為公務員應具備的新技能。

2. 提供「安全實驗」的受限空間

實驗室透過「受限空間（Restrained Space）」框架，為公務員創造了一個「安全空間」。

• 脫離日常慣性：這是一個稍微脫離日常行政流程的受控環境（實體或虛擬），讓公務員能在「不安全的領域」進行實驗，而不必擔心立即干擾到正式的公共服務運作。
• 利基保護（Niche Protection）：作為一種「利基活動」，生活實驗室能為公務員提供保護，使他們在嘗試激進的原型設計時，暫時免於外部政治壓力與行政慣性的直接衝擊。

3. 轉變心態與專業身分

生活實驗室旨在改變公務員的思維定式（Mindset），使其更具適應性。

• 設定創新為「預設選項」：實驗室鼓勵管理層不再進行微觀管理（micro-manage），而是接受變革與轉型，並將創新視為行政工作的常態，而非額外風險。
• 跨出舒適圈：透過與不同背景的利害關係人（如：公民、企業、學者）協作，公務員被引導跨出「專業舒適圈」與「組織孤島」，這有助於緩解因保護專業身份而對新流程產生的抗拒感。

4. 透過政治支持緩解風險壓力

實體實驗空間的建立有時具有「圖騰（totem）」意義，象徵著高層的政治意志。

• 合法化實驗行為：當創新被賦予明確的政治支持與實體空間時，能幫助公務員說服潛在的質疑者或投資者，減少他們在嘗試新想法時面臨的法律解釋束縛或行政恐懼。

5.總結

生活實驗室不僅是提供技術訓練，更重要的是透過建立受保護的實驗空間與推動「容許錯誤」的哲學，讓公務員在實作中逐步克服對風險的恐懼，將失敗轉化為推動公共價值創造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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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生活實驗室在三種創新框架中，哪一種最能有效解決社會需求？

目前的研究尚未明確指出哪一種框架是「最有效」的，因為這三種框架針對的創新層面與解決社會需求的方式各不相同。

然而，來源透過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強度與創新類型，詳細分析了它們各自在解決社會需求上的優勢：

1. 民主參與 (Democratic Engagement)：最能「直接」回應與賦能

若以公民賦權與直接解決生活痛點為標準，民主參與框架被認為具有高度的潛力：

• 直接解決問題：此框架由社會行動者（公民、社區）主導，讓他們針對自身的生活條件（如失業、孤獨）開發解決方案。
• 前瞻性與激進原型：它能產生「前瞻性概念創新」或「激進的原型設計」，挑戰現有的公共服務模式，並提供更符合社會正義與民主價值的方案。
• 參與強度最高：在此框架下，公民是想法的產生者與執行者，能最直接地將社會需求轉化為實質服務。

2. 受限空間 (Restrained Space)：最能解決「系統性」的社會挑戰

若社會需求涉及複雜的跨部門結構或全球性議題，此框架可能更為有效：

• 跨界協作：建立了一個稍微脫離日常工作的「安全實驗空間」，讓公共、私營部門及學術界能共同「共創世界 (make the world together)」，解決系統性問題。
• 系統性創新：此框架傾向於產生「系統性、擴張性或轉型式」的創新，能針對如醫療保健轉型等大型社會挑戰進行改革。
• 解決行政慣性：透過跨部門的協調與溝通，能克服公部門的僵化，使社會需求的解決方案更具永續性。

3. 程序化學習 (Processual Learning)：最能建立「長期」的創新基礎

雖然此框架對社會需求的解決較為間接，但卻是所有創新成功的基石：

• 心態與技能轉型：專注於公務員的內部學習，使他們變得更願意傾聽用戶聲音、接受失敗並從中學習。
• 漸進式改進：透過「漸進與適應性」的創新來改進服務，雖不具顛覆性，但能透過持續的行政優化來提升服務品質。
• 建立開放文化：當公務員擁有正確的思維，才能更有效地執行上述其他兩個更高參與強度的框架。

4. 總結比較

評比維度	程序化學習	受限空間	民主參與
解決需求的層次	局部/ 行政優化	全球/ 系統性改革	局部與全球/      社群賦能
創新類型	漸進、適應性	系統、轉型式	前瞻、概念性
參與強度	低 （聽取意見）	中 （共同研發）	高 （主導決策）

5.結論

哪一種框架最有效取決於問題的性質。

• 如果目標是提升行政效率與文化，程序化學習是起點；
• 如果需要跨部門解決大型社會議題，受限空間最能整合資源；
• 如果旨在賦予公民權力，並產生顛覆性的社會創新，則民主參與最能發揮作用。

這三種框架通常同時存在於「後新公共管理」的環境中，彼此互補以應對複雜的社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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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實驗室在長期運作中如何克服資金與預算挑戰？

生活實驗室在長期運作中，經常面臨預算編列困難與產出不確定性的挑戰，因為傳統公部門預算通常要求明確的結束時間、成本與預期收穫，而實驗活動往往難以在初期提供這些數據。

生活實驗室主要透過以下幾種策略來克服資金與預算的困境：

• 證明吸引外部融資的能力：

由於公部門內部的預算壓力，生活實驗室必須向地方政府或決策者證明，其具備爭取大型外部資金的能力，這被視為維持運作的關鍵證明。

• 利用實體空間作為吸引投資的「圖騰」：

擁有一個獨特的實體場所（例如辦公室或實驗基地）不僅具備功能性，還具有象徵意義。這種「圖騰（totem）」能向外界展示政府支持創新的政治意志，進而成為說服潛在私人投資者加入並投入資源的有力工具。

• 透過對話協商「價值」而非僅靠數據：

由於目前缺乏清晰的績效評估方法，生活實驗室的成效往往無法直接量化。因此，實驗室經營者會與政策制定者進行持續的對話與協商，強調實驗室「有潛力貢獻什麼」，並以此爭取政治支持與資源分配。

• 與更廣泛的「公共價值」議程掛鉤：

為了對抗行政體系的阻力並確保資源，實驗室會將其活動與社會信任、民主參與等公共價值的創造聯繫起來。

當創新活動被證明能解決複雜的社會需求（如醫療保健轉型或失業問題）時，較容易獲得長期的制度支持。

• 建立跨部門的協調與通訊機制：

生活實驗室會透過與政府各部會、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緩解政策制定者對創新不確定性的不安感。

在一些案例中，這種實驗性的系統方法若能成功被制度化為永久性的結構，將能獲得更穩定的公共資源支持。

• 整合開發導向的評估方式：為了證明其持續存在的必要性，實驗室正嘗試將「開發過程」與「成果導向」的評估相結合，以更全面地展示其對公共服務改善的貢獻。

• 總結

生活實驗室是透過多元化融資來源（特別是外部與私人投資）、建立政治象徵、以及透過對話，界定公共價值，來彌補傳統行政預算體系的不足並維持長期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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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生活實驗室的創新成效？

衡量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的創新成效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目前尚未發展出統一且清晰的評估方法。

研究顯示，受訪的 21 個案例在說明具體成果（如內部效率或外部有效性）時都面臨困難。

目前的衡量方式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理解：

1. 透過與決策者的對話與協商來界定

由於缺乏量化工具，生活實驗室的成效往往不是透過預設的指標來衡量，而是：

• 潛力評估：評估重點在於生活實驗室「潛在可能做出的貢獻」，而非即時的具體產出。
• 對話協商：成效的認定通常是在與政策制定者的對話中協商出來的。例如，向地方政府證明該實驗室具備吸引大量外部融資或私人投資的能力，有時會被視為一種成功證明。

2. 根據不同創新框架的性質來衡量

成效的衡量依據實驗室採取的「框架」而有所不同：

• 程序化學習 (Processual Learning)：衡量指標在於公務員心態的轉變、創新技能的獲取（如專案管理）以及對風險與失敗的接受度。這種成效通常被定義為「提高意識（awareness raising）」。
• 受限空間 (Restrained Space)：衡量指標在於是否能成功建立跨部門的協作網絡，以及是否能擴張或轉型現有的公共服務以解決系統性問題。
• 民主參與 (Democratic Engagement)：衡量指標在於激進原型製作（Radical prototyping）的產出，以及公民提出的創新構想是否能被公共部門認可、採納或產生變革壓力。

3. 以「公共價值」的創造為指標

生活實驗室的最終成效應回歸到其創造的公共價值 (Public Value)。

雖然公共價值難以定義且具爭議性，但仍可從以下角度評估：

• 公眾認同感：是否能透過對話了解「大眾最看重什麼」以及「什麼能為公共領域增加價值」。
• 社會信任：衡量創新過程是否增強了社會信任。
• 民主與正義：在民主參與框架下，是否成功納入了邊緣化的聲音，並挑戰了決策中的偏見與不公正。

4. 衡量成效的具體限制

衡量工作面臨以下限制：

• 難以捕獲實施階段：公共創新通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全落實，這使得測量其實施成效變得困難。
• 無形的文化改變：如「思維轉變」這類無形價值，難以用傳統的績效工具量化。
• 缺乏外部有效性評估：目前的評估多集中在實驗室內部的運作，較少從使用者角度去精確探索其外部有效性。

5. 總結

目前生活實驗室的成效衡量偏向定性而非定量，側重於學習過程、協作空間的建立，以及公共服務概念的創新，而非單純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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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Lars Fuglsang , Anne Vorre Hansen(2022)

    Framing improvements of public innovation in a living lab context: 

    Processual learning, restrained space 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 

    Volume 51, Issue 1, Research Polic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73332100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