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變學會: 02/27/26

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

《 測試未來社會？建構測試平台和生活實驗室框架，作為創新治理的工具 》

探討了測試場域（Test beds）與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如何作為當代創新治理的重要工具。

這些場域不僅是測試新技術的空間，更是對未來社會秩序的實驗與重新配置，透過將技術與社會需求整合，推動如能源轉型等重大變革。

透過德國的「EUREF 智慧能源園區」(EUREF Campus)與「安哈特能源先鋒」(Energy Avantgarde Anhalt)兩個案例，揭示了受控實驗與混雜共創、開放測試與展示成功壓力，以及地方特殊性與全球可擴展性之間的矛盾。

強調測試場域不應僅被視為鬆綁法規的特區，而應成為共同開發社會治理框架的平台。

最後，呼籲應建立更透明的問責機制與參與程序，確保創新過程能真正兼顧社會福祉與公眾期待。

探討了測試場域（Test beds）與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如何作為當代創新治理的重要工具。

透過對德國能源轉型中城市與鄉村兩個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這類實驗空間在測試新技術的同時，也在重新建構社會秩序與未來願景。

指出測試場域面臨三大核心張力：

受控實驗與雜亂共創之間的界線、
開放式測試與展示成功壓力的衝突，以及
在地特殊性與全球可規模化之間的矛盾。

強調測試場域不應僅被視為技術試驗區，更應成為開發社會共識與治理框架的平台。

最後，作者呼籲應建立更透明的問責機制，並正視測試過程中權力分配與民眾參與的民主正當性。

📌實驗床與生活實驗室如何重塑未來社會的技術與治理結構？

實驗床（test beds）與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不僅是測試新技術的場所，更是重塑未來社會技術與治理結構的重要創新治理工具。

透過將技術與社會秩序進行「共同生產」（co-production），在真實世界的環境中預演並穩定未來的社會形態。

以下是這些實驗空間如何從多個層面重塑技術與治理結構：

1. 技術結構的重塑：從封閉開發到社會嵌入

真實世界中的效能測試：

實驗床打破了傳統實驗室與社會的界線，將未完成的技術（如自動駕駛汽車或微型電網）置於真實環境中進行測試。這種做法讓技術設計能與用戶行為、法律框架及基礎設施進行深度整合。

模糊技術開發與使用的界限：

生活實驗室強調「共同創造」（co-creation），讓科學家、工程師、政府、企業及公民在特定地點（如城市街區或農村網絡）共同開發解決方案。技術不再只是單向的交付物，而是在社會使用數據的基礎上持續迭代的成果。

建立技術路徑依賴：

透過實驗床的示範效應，某些技術路徑（如特定的能源存儲系統或數位基礎設施）會被賦予權威性，進而吸引投資並引導未來的技術標準。

2. 治理結構的重塑：監管實驗與同步治理

監管沙盒與例外空間：

實驗床通常被設計為「例外之地」，政府會為了創新而暫時取消或調整現行法規（如：交通規則、分區法、隱私法等）。

例如：加拿大多倫多的 Sidewalk Labs 或是柏林的 EUREF 園區，都獲得了法律上的靈活性，使其能測試受現行法限制的技術。

與技術同步開發規則：

這些實驗空間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創新與治理規則能同步（in tandem）開發。與其事後才由政府制定法規，實驗床允許治理機制在技術發展的實時過程中，根據實際影響進行動態調整與反饋。

權力與責任的重新分配：

實驗床將公共空間轉交給公司主導（如 Alphabet 旗下的 Sidewalk Labs），這改變了傳統的公共決策模式，引發了關於民主問責制、法律灰區以及誰能決定未來願景的辯論。

3. 未來社會秩序的預演與考驗

「視為已發生」的收養模式：

生活實驗室以「假裝技術已進入市場且安全」的模式營運，這種做法在技術成熟前就強制推動社會適應新體制。這不僅測試技術，也在測試人類是否有能力按照設計者所刻劃的模式採取行動。

地方特異性與可擴張性的拉鋸：

實驗床試圖在具備獨特文化背景的地方（如具有宗教歷史的 Anhalt 地區）尋找解決方案，同時又背負著將其標準化為「全球範本」的壓力。這種拉鋸戰重塑了地方認同與國家發展戰略之間的關係。

4.重塑過程中的核心張力

儘管這些實驗空間具有變革潛力，但來源也指出它面臨三大挑戰：

(1)控制實驗與混亂共創的衝突：

現實社會的反應往往難以預測，這使「可控性」面臨挑戰。

(2)科學測試與成功演示的矛盾：

出於政治或經濟考量，許多實驗床傾向於「演示成功」而非進行真正可能失敗的「科學測試」。

(3)在地化解決方案與可擴張性的緊張：

某地的成功經驗（如：柏林的 EUREF 模型）是否能被模組化並移植到其他社會文化背景中，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5.總結

實驗床與生活實驗室正將「社會本身」變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

不僅是為了推廣新技術，更是為了在有限的範圍內穩定新的技術秩序，並為未來的社會治理模式提供具體的藍圖。

📌探討在地創新模式在擴展至全球或全國規模時面臨的兩難？

在地創新模式（如：測試床 Test beds 或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s）在從地方實驗擴展至全國或全球規模時，面臨著核心的「在地獨特性」與「可擴展性」之間的兩難（The tension between local specificity and scalability）。

這種兩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面向：

1. 在地社會文化脈絡與標準化的衝突

在地創新通常是為了特定地點的特殊需求、參與者結構和實地條件而量身打造的（Situational awareness）。

然而，擴展至全國或全球規模往往要求將這些經驗轉化為去脈絡化的、通用的標準化方案（Standardized one-size-fits-all blueprints）。

預設的矛盾： 可擴展性預設了在小規模「模型社會」中測試成功的方案，可以在移除在地條件後依然有效。
現實的阻礙： 來源指出，創新模式往往與地方歷史和文化認同密不可分（例如： EAA 案例中對 Anhalt 地方認同的依賴），一旦抽離這些背景，該模式可能失去其效用或公信力。

2. 共創參與與擴展效率的權衡

在地實驗強調「共創」（Co-creation），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度溝通、建立信任與調整方法。

擴展的壓力： 為了實現快速擴展或市場推廣，開發者往往面臨壓力要儘早固定技術與實踐規範，這會犧牲掉原本為了在地相容性而設計的參與式程序。
排他性風險： 如：EUREF 案例所示，封閉的實驗空間（Gated campus）雖然有利於控制變因，但與周邊社區的脫節使其被視為「降落的幽浮」（Landed UFO），難以轉化為具備城市規模擴散能力的模型。

3. 不同層級對「成功」定義的分歧

地方與國家（或全球）參與者對擴展目標的期待往往不一致：

地方層級： 關注的是實質的地方經濟振興與社會效益，甚至可能排斥被當成「模型」來複製，因為他們認為在地經驗是獨特的。
國家/全球層級： 將地方實驗視為政策或技術可行性的展示品（Showcase），目的是為了找到能應用於全國的配方，而非單純解決地方問題。

4. 治理模式的僵化 vs. 靈活性

在地實驗往往受惠於特定的「法規沙盒」（Regulatory sandboxes）或地方性的法規豁免。

擴展困境： 當該模式試圖擴展到更大規模時，往往會撞上國家級或全球性的嚴格監管體制。
轉移困難： EUREF 的研究者指出，由於其成功往往建立在特定的在地共創環境與私人土地的法規彈性上，這些做法是否能足夠「標準化」以實現國家或國際間的仿效，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5.總結

在地創新模式在擴展過程中，必須在「深入挖掘在地需求以獲得成功」與「將經驗去地方化以利於複製」這兩端進行困難的平衡。

與其將在地實驗視為單純的技術測試，不如將其視為「技術與社會治理模式的同步演化」，在擴展時也應考量法規與社會秩序的在地適應性。

📌分析德國案例中受控實驗與現實大眾共同創作間的衝突與挑戰？

「實驗床」（test beds）與「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受控實驗與現實大眾共同創作之間的衝突與挑戰主要源於「控制欲」與「社會不確定性」之間的拉鋸。

以下詳細分析這兩者間的衝突表現與面臨的挑戰：

1. 「控制實驗」與「混亂共同創作」的核心衝突

實驗床的價值核心在於其作為一個高度受控的環境，允許研究人員像在實驗室中一樣監控參數、測試假設並優化技術。

然而，當這些技術進入現實社會（如：城市街區或農村網絡）時，社會反應的「混亂性」會干擾預設的實驗設計。

• 靜態觀察 vs. 動態干擾：

傳統科學實驗希望環境保持穩定以便觀察，但現實中的共同創作涉及多元利害關係人，他們的互動往往是不可預測且具破壞性的。

• 技術優化 vs. 政治衝突：

研發者傾向於將重點放在技術參數的「優化」，但大眾的參與往往會將議題轉向政治衝突，爭論實驗的目的、誰受益以及誰來治理。

2. 德國案例中的具體挑戰

柏林 EUREF 校區：空間隔離與認同缺失

EUREF 校區是一個高度受控、私人擁有的城市園區，甚至有圍籬與門禁設施。

• 挑戰：

雖然圍籬提供了規避法規與控制環境的便利（如：測試自動駕駛），但這也導致它被當地居民視為「降落的幽浮」（landed UFO）。

• 衝突：

這種「為了柏林」而非「與柏林人共同」進行的實驗，造成了物理與心理上的屏障，限制了大眾共同創作的深度，使其無法轉化為全市規模的變革。

安哈特能源前衛（EAA）：地方主權與外部專家之爭

與 EUREF 不同，EAA 是一個開放、非圍籬的區域網絡，強調公民參與。

• 挑戰：

隨著計畫推動，外部專家與聯邦資金的進入，導致管理與協調壓力增加。

• 衝突：

地方居民追求的是「地區復興」與「能源自主」，而外部專家與政府則將其視為「可複製的國家模型」。這種願景的衝突最終導致了組織分裂，顯現出受控的「管理邏輯」與地方大眾「自主創作」之間的深刻矛盾。

3. 三大關鍵挑戰分析

(1)讓社會「發聲」的程度 (Allowing society to ‘speak back’)

實驗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是否允許受測社會破壞預設的實驗設計？

如果僅將大眾視為「受試者」或「數據來源」（如市場調研），而非真正的共同創作者，實驗將失去其民主正當性。

(2)「科學中立」與「展示成功」的壓力

真正的科學實驗應該容許「失敗」，但作為國家或企業的旗艦計畫（如德國能源轉型計畫），這些實驗床往往揹負著「必須成功」的展示壓力。

這種壓力會壓縮大眾參與開放式探索的空間，使實驗變成了利益驅動的「技術推廣」而非社會探索。

(3)地方特殊性與可規模化的矛盾

大眾共同創作往往基於地方獨有的文化與社會脈絡（如：安哈特的文化遺產）。

然而，實驗床的目標通常是開發出能「規模化」到全德國甚至全球的通用解決方案。

當開發者試圖將實驗結果轉化為標準化產品時，往往會犧牲耗時的參與式過程，進而引發地方居民的反抗。

4.結論：治理的轉向

要解決這些衝突，必須將實驗床視為技術與社會秩序的「共同產製」（co-production）「社會測試場」，在開發新技術的同時，也讓大眾參與共同開發新的法律、道德與治理框架，並正視「不通過測試」或「失敗」的可能性。

📌比較柏林智慧園區與安哈特區域能源網路的異同？

柏林智慧能源園區（EUREF）與安哈特區域能源網路（EAA），皆為德國「能源轉型」（Energiewende）背景下的實驗床（test beds）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

雖然兩者都旨在測試未來的社會技術安排，但在規模、願景、治理模式及與公眾的互動上，存在顯著差異。

以下詳細比較兩者的異同：

1. 相同之處

政策背景：兩者均為德國能源轉型的旗艦示範項目，旨在測試再生能源、智慧電網及相關技術的整合。
實驗性質：兩者都採用了空間界定（spatial confinement）的方法，在特定區域內嘗試新的治理形式和法規。
面臨的共同張力：

控制與共同創造的衝突：兩者都難以在嚴格的科學控制與混亂的現實社會互動之間取得平衡。
測試與展示的矛盾：兩者都面臨必須「展示成功」的壓力，這有時會與開放式的科學測試目標相衝突。
在地化與可擴展性的拉鋸：兩者都試圖開發可推廣至其他地區的「模型」，但同時又深受當地獨特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

2. 不同之處

比較項目

柏林智慧能源園區 (EUREF)

安哈特區域能源網路 (EAA)

地理環境

城市中心

（柏林 Schöneberg 區）。

鄉村地區

（薩克森-安哈特州東部）。

空間性質

封閉式園區，

設有圍欄和警衛，

屬於私人土地。

開放式區域網路，

涵蓋 3500 平方公里的

公共空間。

核心願景

追求高科技、大都會的

城市生活願景，

側重智慧建築、電動車與

IT 整合。

追求地方自給自足，

強調在地能源生產、消費及

區域經濟振興。

治理與權力

私人企業主導，

以商業為中心，

法規靈活性，

主要體現在私人土地上的

交通規則豁免。

非營利組織模式，

試圖納入公民參與，

並期待聯邦法規的適應性調整。

目標受眾

側重於工程與商業精英的需求，

作為吸引投資的展示櫥窗。

側重於一般公民的需求與地方決策，致力於鄉村地區的經濟轉型。

社會互動

與周邊居民隔絕，

被當地人形容為

「降落的 UFO」，

公眾參與度低。

融入日常生活空間，

但也因此引發地方認同與

外部專家意志之間的激烈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