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變學會

2026年1月17日星期六

《 組織數位化孿生：對組織設計的啟示之芻議 》

探討了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技術從實體物件與業務流程，擴展至組織設計（DTO）時的潛力與挑戰。

利用符號學理論分析不同類型的數位孿生，指出組織由複雜的社會慣例與符號構成，與遵循物理法則的機器截然不同。

由於組織內部存在成員主體性、利益衝突及動態演化等特性，目前的技術仍難以實現完全同步且雙向互動的組織數位孿生。

強調，開發者必須整合組織科學的洞察，才能確保模型結構能真實反映並優化複雜的企業營運。

最終，呼籲資訊技術與組織設計兩大社群應加強對話，以釐清數位工具在理論研究與實務管理中的應用邊界。

📌在開發組織數位分身時，訊號、圖像與符號這三種表徵模式有何差異？

在開發組織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 of Organization, DTO）時，理解「訊號」、「圖像」與「符號」這三種表徵模式（Semiotic modes of representation）的差異至關重要。

這些模式源自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號學框架，定義了「表示物」（模型）與「對象」（現實世界）之間的連結方式。

以下詳細說明這三種模式在開發 DTO 時的具體差異：

1. 訊號（Signal）：因果連結與虛實層

訊號模式的核心在於表示物與對象之間，

存在「因果關係」（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 運作機制：

當現實世界的對象發生變化時，會「觸發」表示物跟著改變。例如，感測器偵測到溫度上升時，數位系統中的數值會隨之變動。

• 技術應用：

這是數位分身中「虛實整合層」（Cyber/physical layer）或物聯網（IoT）的基礎。允許系統透過感測器獲取資料（從現實到模型），並透過執行器（Actuators）直接影響現實（從模型到現實）。

• 特點：

這種模式最能實現即時同步，因為它遵循物理定律（如電磁學）而非人為解釋。

2. 圖像（Iconic）：相似性與模擬

圖像模式的連結基礎在於「相似性」（Similarity），

即模型在形狀、比例或維度上與對象相似。

• 運作機制：

模型「看起來」像所代表的對象，例如：建築藍圖、3D 數位模型或車輛碰撞測試的模擬模型。

• 技術應用：

在「事物數位分身」（DTT）中極為常見，用於產品設計與結構模擬。

雖然圖像本身缺乏直接的因果連結（例如：撕掉藍圖不會讓建築倒塌），但它們可以用於模擬和預測對象的行為。

• 在組織中的體現：

組織結構圖（Org charts）或流程圖（Flowcharts）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視為圖像表徵，因為試圖呈現任務分組或權力關係的結構比例。

3. 符號（Symbolic）：社會慣例與意義層

符號模式的特點在於其表示物與對象的關係是「完全脫鉤的」，

僅依賴於「社會慣例」（Social convention）。

• 運作機制：

符號與對象之間沒有必然的物理或相似連結。

例如：「錢」或「職稱」的意義是由特定社群共同協商並認可的。

• 技術應用：

這是多數企業系統，（如：ERP、會計系統、HR 系統）的核心層級。

處理的是抽象概念，（如：「客戶滿意度」、「品牌價值」或「合約義務」）。

• 在 DTO 中的關鍵性：

組織的核心本質（如：權力、規範、衝突、決策權分配）多半存在於符號層。

與訊號層不同，符號需要人類「詮釋者」（Interpretants）來賦予意義，且符號具有「執行力」（Performative），能透過溝通（如簽署合約）創造出新的社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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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表徵模式的綜合比較表：

根據來源資料，我們可以將這三種模式在 DTO 開發中的差異歸納如下：

總結來說，在開發組織數位分身時，不能僅依賴訊號（自動化數據）或圖像（流程模型），因為組織本質上是一個符號系統。

DTO 的挑戰在於如何整合這些層級，特別是處理那些難以直接觀察、具有主觀性且基於意義協商的符號層級，如：員工能動性（Agency）與組織衝突。

特徵

訊號 (Signal)

圖像 (Iconic)

符號 (Symbolic)

連結基礎

因果關係

(Causal)

相似性

(Similarity)

社會慣例

(Social Convention)

典型範例

IoT 感測器數據、

自動化閥門

3D 模型、

藍圖、

流程圖

會計科目、

職稱、

薪資等級

同步方式

即時、

自動（物聯網）

手動更新或

技術媒介

透過語言、

制度協商與手動錄入

觀察性

最高

（可由物理設備監測）

中等

（需設計師維護）

最低

（隱含於人類意識與

社會脈絡中）

應用領域

虛實整合、

設備監修

產品設計、

流程模擬

戰略設計、

權力結構、

激勵機制

📌數位分身如何透過符號層級的運作，來應對組織設計中複雜的人類代理權？

在組織設計中，數位分身（DTO）透過符號層級（Symbolic layer）的運作，提供了一種超越物理因果關係的框架，用以處理人類代理權（Agency）所帶來的複雜性。

以下根據來源說明其運作方式：

1. 透過「社會慣例」建立代表性

與基因果關係的「訊號層」或基於相似性的「圖像層」不同，符號層級的運作完全建立在社會慣例（Social convention）之上。

• 定義抽象概念：

符號層能捕捉組織中無法直接觀察的屬性，例如「顧客滿意度」、「品牌價值」或成員間的「承諾」與「契約」。

• 語言媒介：

人類代理權的展現（如權力鬥爭、決策權分配）本質上是社會性的，透過語言與意義建構來運作。符號層級讓 DTO 能夠模擬這些由語言和專業標準所定義的組織現實。

2. 應對人類代理權的行為不確定性

人類代理權指的是組織成員具備反思過去、預測未來並進行戰術性行為的能力，這可能導致衝突或欺騙。

符號層級透過以下方式應對：

• 模擬利益衝突：

代理人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偏離組織目標。

符號層級允許設計者建立模型來探討目標錯位（Goal displacement）或隱藏的衝突（如：暫時的休戰）。

• 處理「隱藏」狀態：

代理權往往體現在刻意隱瞞的行為中（如欺詐）。

由於符號層級依賴於詮釋者（Interpretant）的解讀，

設計者可以透過符號媒介來理解與分析這些難以直接觀察的狀態。

3. 利用符號的「執行力」引導行為

符號層級在組織中具有執行力（Performative），這意味著符號不僅是描述現實，還能驅動行動並創造新的狀態。

• 目標與動機的一致化：

組織設計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分配勞動力與整合努力。

DTO 透過符號層級提供獎勵分配（如：激勵機制）資訊提供，試圖將個別代理人的行動與組織目標對齊。

• 意義建構（Sense-making）：

組織設計涉及職位設計、權限分配等，這些都是透過語言與意義建構來達成的符號行為。

DTO 讓設計者能在符號層面進行「假設分析（What-if scenarios）」，測試不同的結構設計如何影響代理人的行為。

4. 承認「多重現實」的存在

人類組織不像物理機器，不存在單一的現實。

• 文化與邏輯的共存：

由於代理人透過符號獲取組織現實，組織內必然存在多重次文化、時間性（ temporality）與邏輯。

• 結構的持續漂移：

代理人的學習、遺忘與突發行為會不斷改變組織結構。

符號層級的運作承認了這種內生性變化（Endogenous change），讓 DTO 能夠在模型中，反映組織不斷「生成」的過程。

總結來說，DTO 透過符號層級將複雜的人類行為轉化為可操作的社會與語言模型，雖然這使得同步化（Synchronization）變得困難，但也為組織設計者提供了在數位空間中測試、溝通與協調人類代理權的工具。

📌為什麼現有的技術難以精確模擬組織中動態演進、衝突以及湧現的社會特質？

現有技術（如：組織數位分身，DTO）在模擬組織中動態演進、衝突及湧現特質時面臨巨大挑戰，主要原因在於組織與物理對象不同，其核心運作於符號層面（Symbolic layer），而非單純的物理或信號層面。

以下是現有技術難以精確模擬這些社會特質的具體原因：

1. 符號與意義的社會約定性

組織的運作主要建立在符號表示（Symbolic representation）之上，這與基於物理因果關係的「信號層面」（如： IoT 傳感器）或基於相似性的「圖像層面」（如 3D 藍圖）有本質區別。

• 缺乏必然連結：

在符號層面，符號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完全基於社會約定、意義、規範和價值觀，這種關係是隨意且可變的（例如：「壞」在特定語境下可能指「好」）。

• 多重現實：

組織內部存在多種子文化、邏輯和現實，成員透過語言進行意義協商，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等同的「組織現實」供數位技術直接鏡像模擬。

2. 隱蔽的代理人行為與衝突

組織成員具有主動性（Agency），這使得他們的行為具有不可預測性。

• 隱藏衝突：

組織中的衝突往往被「休戰協議（Truces）」暫時掩蓋，直到環境變化才顯現。

現有技術難以觀察到這些隱藏的心理與社會狀態。

• 戰術行為與欺騙：

代理人（成員）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隱瞞真相、即興發揮，甚至蓄意欺騙（如：舞弊），這會導致數位模型中的數據與真實狀態產生偏差，進而導致同步失效。

3. 內生性的動態演進與湧現

組織是一個開放且不斷演化（Becoming）的系統，其結構並非固定不變。

• 內生性變化（Endogenous change）：

組織會透過學習和遺忘不斷改變自身結構。

在物理對象（DTT）或業務流程（DTBP）中，結構變化通常是外生的（如：工程變更單），但在組織中，日常運作本身就會導致結構的規律性漂移。

• 湧現性（Emergence）：

組織的行為往往是底層實體互動後產生的整體特質，這種特質既無法還原為個體屬性，也無法從個體屬性中預測。

現有技術多基於確定性的離散狀態機，難以捕捉這種複雜的動態過程。

4. 缺乏雙向因果連接

「數位分身」的最強定義要求模型與現實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連接：

改變現實會更新模型，而改變模型也應能自動改變現實。

• 人為干預的斷裂：

在組織環境中，模型產生的洞察必須經過人類的詮釋與翻譯才能轉化為行動（即需要「人在迴圈中」），這打破了自動化的因果鏈。

• 符號中介：

從模型回到現實的過程必然涉及符號表示，這受限於成員的解讀與接受程度，無法像調整物理閥門那樣直接產生結果。

5. 觀測能力的局限性

組織中許多關鍵變量（如：員工滿意度、品牌價值、職權關係）屬於抽象符號，其觀測難度遠高於物理性能。

• 不可觀察性：

許多組織屬性是隱性的，如：隱藏的相互依賴性，像空氣一樣包圍一切卻難以被感測器直接捕捉。

• 社會與倫理限制：

某些數據（如：隱私、健康狀況、心理動機）的蒐集受到法律或道德規範的限制，導致模型無法獲得完整的數據來維持同步。

總結來說，現有技術在模擬物理零件或標準化業務流程方面已取得進展，但由於組織本質上是由語言、權力關係和不斷演變的社會公約構成的，這使得試圖建立一個「完全忠實且同步」的組織數位分身在目前技術下，甚至在理論上，都面臨極大的限制。

資料來源:

1.Kalle Lyytinen, Barbara Weber, Markus C. Becker & Brian T. Pentland (2024)Digital twins of orga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 desig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Design, Special Issue on Digital Twins,Volume 13, pages 77–93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41469/volumes-and-issues/13-3 ;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469-023-00151-z